中国改革成就如此之大，一个基本的原因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基本区别有二：一是产权制度；二是价格制度。在计划经济下，价格是由政府规定的，是一个核算符号，是政府进行收入分配和资本积累的工具，而非资源配置的信号。资源配置由国家计划决定的。在市场经济下，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是调节资源配置的信号，也是决定收入分配和激励个人做出最优选择的机制。
从计划价格体制到市场价格体制的转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中国改革30年成就的关键。
中国的价格体制改革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完成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双轨制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振荡，由此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双轨制也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
作为经济学家，有机会参与和观察人类历史上如此大的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过程，是件很幸运的事情。尤其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的研究工作为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对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背景及其基本内容作些回顾，并对双轨制在现实中的演进做些评论性描述。最后，我还想对当前社会上弥漫的反市场化倾向和政府出台的价格干预政策提出警告。
双轨制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
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我最早是在1984年4月21日完成的《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初稿）的文章中提出的。这篇文章不仅明确提出了“实行双轨制价格”，而且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非常庆幸，文章写好后，我送给了茅于轼先生，由他推荐给当时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工作的丁宁宁先生，丁宁宁将全文刊印在他负责编辑的“内部资料”《专家建议》（三）（1984年6月；第3页至第20页）。有关这个思路的形成背景可作如下概述。
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在价格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下，“放权让利”导致的“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企业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调和供求的不平衡，各种工业品的黑市交易开始盛行，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困难，计划指标也越来越难以得到执行。到1983年，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主管经济的官员已认识到，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已成为经济改革的“拦路虎”，价格改革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知，讨论价格改革的文章越来越多。
但在当时，“计划价格”仍然是一个没有受到怀疑的神话；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市场价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必须由国家计划规定，而不能由市场供求决定。在这种主流思想的指导下，人们讨论的所谓“价格改革”实际上是“价格调整”，即通过行政手段把价格体系调整到“合理”水平，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价格的形成机制。经济学家之间有关价格改革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按成本价格定价”还是“按生产价格定价”；“大调”还是“小调”。在多数人看来，价格体系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制定价格时没有遵循“价值规律”，而不在于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他们相信，合理的价格体系是可以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出来的；只要各项准备工作就绪，计算结果（称为“理论价格”）一出来，价格问题就解决了。为此，国务院于1983年成立了“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调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合理的价格体系，试图找到价格调整的参照系。但是，或者因为合理的价格体系迟迟测算不出来，或者因为测算出来的价格体系很难得到普遍认可，加上政府高层对价格调整可能导致的财政赤字和居民承受能力的担忧，结果是，人人都认为价格应该调整，但价格迟迟不能调整。在价格没法调整的情况下，有人提出了用“利润调节税”替代价格改革的方案解决企业之间的“苦乐不均”，缓解企业追求利润的微观行为与国家的宏观计划之间的矛盾。同时政府又用各种行政手段整顿价格秩序，严厉打击违反国家价格政策的市场交易行为。
1982年春天，我从西北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开学不久，第一次“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进行，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我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结识了茅于轼、杨小凯等人。茅于轼在会上讲的“择优分配原理”和杨小凯的分工理论给我很大启示，使我对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这年秋天开始我组织几位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办了个“读书班”，系统地自学《微观经济学》。读书会每周一次，使用的教材是从“内部书店”买来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英文版）和台湾翻译出版的JohnDue与RobertClower合著的《中级经济分析》，我自己同时给大家当“老师”。这个“老师”的角色迫使我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理论进行严格推导，真正搞明白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价格理论”。到1983年，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已扎根在我的脑子里。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像我这样对西方价格理论有比较透彻理解的人并不多，所以当经济学界还在争论按“生产价格”定价还是按“成本价格”定价的时候，我已是一个坚定的市场价格论者了。所以我的观点表现得比许多人要更“自由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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